二次改名折射时代变化

倘若你问别人的姓氏，他会不加思索作答；而当问到名字，有些人就会犹豫一下，看清问者为何人才作答。因为他们有着两个不同的名字：一个是家人认可的；一个是朋友认可的。当年“文化大革命”曾经是红小兵、红卫兵，现已是60岁左右的老人，他们很理解这些二次改名的人所遭遇的尴尬，毕竟在那个“激情年代”，将自己的名字一改再改的人为数不少，这段插曲给人留下了长长的嗟叹。

　　爹妈起的名 吓出一身汗

　　老一代广州人起名爱图“意头”、求吉利，对“贱名好养”说法尤其在乎。生了个女儿，希望再添一个男丁，女儿的名字就叫“亚男”；生了男丁欲再生“千金”或怕儿子养不大的，就起名“虾仔”、“虾女”、“仔”。据一份二十年前广州市公安局的人口资料数据显示：本市最大的姓名“家族”，当数名叫“梁妹”者，足足有2400余人。同名同姓而性别不同者众多，凸显了广州市民起名的随意性。

　　殊料，1966年的文革之火竟烧到广州人的名字上。家住广州长庚路（现人民北路）的陈氏，被附近一小学的红小兵把大字报贴到陈宅大门上，勒令他们的同学陈镇民改名，大家指出，“镇民”这一名字居心不良，歧义反动。年仅13岁的陈镇民吓得魂不附体，其父母拖着颤抖的双腿赶去派出所把“陈镇民”改为“陈卫民”，这才放下心来，换来“安乐茶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