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起名字带来的困惑

名字是人的称呼，名字会给人带来困惑吗？很多人会茫然，然而，在我们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里名字确实能给人带来一些问题，我们来说说，也看看您有没有遇到过。

   中国人同名同姓的太多，这是个老话题了。差不多十年前，我写过一则短文《让每个中国人都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解决同名同姓问题的一个方案》，建议回归传统，恢复祖制，姓名之外，另取字、号，一举解决重名问题，发表在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８日《海南法制报》。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４日《吉林日报·东北风周末版》转载，改题为《重名一解：恢复表字如何？》。想是人微言轻，终不见多少反响。于今困局依旧，世人尚无新解，乃禁不住老调重弹，以期有识之士关注、教正，有关当局采纳、推行。  

    重名问题古已有之，成语“曾参杀人”、“毛遂堕井”，说的都是重名问题引发不实传闻的后果。《战国策·秦策二》记载：“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西京杂记》卷六记载：“赵有两毛遂……野人毛遂坠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丧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 

    历代的中国人口，自汉至明，一直在五千万上下徘徊，如今则多达十几亿，人际交往的半径也扩大了许多倍，现代中国人的重名问题自然就比古时候严重多了。近期媒体报道的因为这一问题造成的困扰就有不少，试看标题新闻： 

    《上海：同名同姓同日去世 接错遗体急坏亲属》、《同名同姓取同一笔存款 真假李德胜闹上法庭》、《同名存折离奇骗走二十万 银行如何捍卫实名制﹖》、《一个林琳没考好四个林琳难毕业》、《同名同姓被误作嫌犯 无辜司机遭两次“错捕”》、《厦门重名现象严重 二千二百七十五个女人叫“美丽”》、《此王朔非彼王朔：同名同姓出书是否构成侵权﹖》、《学术腐败教授以同名同姓者的论文充数》、《陈曦娶了陈曦 广州越秀区两位同名人登记结婚》、《墓碑同姓同名 回乡错祭祖坟引纠纷》、《岳父女婿同名同姓 老泰山发怒：不改名字换女婿》。 

    还有，北京清华大学倪维斗教授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莫名其妙的信，原来是美国邮政的“马大哈”，把应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倪维斗教授的信误投大陆了。 

    台湾云林县十四位李茂松，聚会县城“万客海鲜楼”，并决定联络全省所有的李茂松，成立“台湾李茂松联谊会”。正当举杯共饮时，有人喊：“请李茂松先生接电话。”李茂松们大乱，只好一一前去接听。 

    …… 

    如何解决现代中国人的重名重姓的问题，人们想过不少办法。例如： 

    建议一些人放弃本姓，另创新姓，将父母的姓合为复姓。建议一些人停用现有的单姓，恢复原来的复姓。所谓复姓，不仅是二字姓，更有三字姓、四字姓、五字姓……如“阿儿剌”、“忽神忙兀歹”、“卜领勒多礼伯台”，这些复姓多为少数民族原来的姓氏。选用冷僻字作人名，取三字名。例如，某人姓张，不取单名叫“张×”，也不取双名叫“张××”，而取三字名，叫作“张×××”。 

    然而很遗憾，上面所有这些招数，统统行不通！因为它们或者违反了中国人的文化取向和社会习俗，或者有悖于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和语言美感，根本不可能被广泛接受。 

    先看另创新姓。另创新姓，包括另创新的单姓和另创新的复姓。另创新的复姓肯定是不可行的。因为复姓不符合姓名的简洁原则。姓名的本质是人与人相互区别的语音和文字的代号，用尽可能少的代号把人们一一区别开来，这是姓名的最高境界。而复姓意味着在一字千金的姓名中，光姓就占去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这是很不经济、很没效率的。所以，中国人原有的复姓绝大多数已经简化或归并为单姓。最新版的《中华姓氏大辞典》〔１〕收入的姓氏多达一万一千九百六十九个，其中单字姓五千三百二十七个，双字姓四千三百二十九个，三字姓一千六百一十五个，四字姓五百六十九个，五字姓九十六个，六字姓二十二个，七字姓七个，八字姓三个，九字姓一个，这是历来见于文献的中国人的姓氏大全（实际上还不够全）。而当代中国人正在使用的姓氏超过三千个，其中大多数即为单姓。对于姓氏，“复”即意味着繁复、拖沓，“单”即意味着简单、高效。 

    而另创新的单姓，也是很困难的。常用的四五千汉字，多数已经是姓氏用字，其余的，字义不坏，适合做姓氏的已所剩无几，想要另创新的单姓，已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另创单姓的结果，很可能是放弃了自己祖先的姓，却依从了别人祖先的姓。就像从前金人汉化，阿里侃改姓何，抹鲁改姓孟，呵不答改姓田，兀颜改姓朱……这何、孟、田、朱等，本是汉人的姓。“除此外，汉姓中已有的姓氏如毛、元、术、秦、黄等二十八姓均被女真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强行渗入。”〔２〕而且，就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得天下姓氏大乱，把每一个大姓都分解为几个小姓，对于解决同名同姓问题也没有多大功效，重名率不过减少到原先的几分之一。 

    何况，尽管现代遗传学关于一个新生命从其父母双方得到的遗传基因各占一半的论断，冲淡了中国人从父系社会沿袭下来的宗脉、血统和世系的观念，但传宗接代的意识依然根深蒂固，所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仅成年人不可能背叛祖先，绝大部分中国男人也不会容忍自己的孩子不随自己的姓。除了来历不明的弃婴和不便明其来历的私生子，以及个别姓氏字义不雅、谐音粗俗者，建议人们放弃本姓另创新姓，是不大会有人响应的。就算你执意弃旧从新，你的子孙多半还会改回去，只当你是一时兴起，杜撰了一个“笔姓”，就像鲁迅之子又回去姓周了，茅盾之子又回去姓沈了，曹禺之女又回去姓万了，巴金之女又回去姓李了。 

    将父母的姓合为复姓，这一思路也似是而非。其不可行之处，除了化简为繁，还在于这种造姓方法不可能持续使用。例如，父姓“赵”，母姓“钱”，就让子女姓“赵钱”；父姓“孙”，母姓“李”，就让子女姓“孙李”，其下一辈不大会认为那“赵钱”或“孙李”是复姓，到了为孙辈取名的时候，多半又会改回原来的单姓。如果不改回来，那“赵钱”家的男人与“孙李”家的女人所生之子，再将父母的姓合为复姓，岂不成了“赵钱孙李”四字姓了？再下一代岂不成了八字姓了？ 

    恢复少数民族原来的复姓、多字姓，也是没有可行性的。长姓缩减，如“爱新觉罗”改姓“罗”或“金”，就是因为嫌字数太多，啰嗦，不方便，不经济。既然历史上的满族“八大姓”已全部汉化，那是民族交融、文化归化的结果，又怎么可能倒行逆施，走回头路？少数民族的姓氏汉化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韩单于附汉，匈奴人逐渐弃本姓改汉姓，如刘、卜、乔、康、竺、支。北魏时，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宏更下令鲜卑人改姓，并首先将自己的姓由“拓跋”改为“元”，遂有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改为汉姓〔３〕。与宋对峙、军事上长期占有优势的金国，曾明令禁止女真人改汉姓，但在博大精深的汉文化面前终于无法自持，其皇族完颜氏竟给自己“抢注”了一个最能表达其雄心霸气的汉家“王”姓。今天，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胡人血统，想要恢复先前的姓氏，化简为繁，化文为野，返朴归真，他知道怎么个化法、怎么个归法吗？举例来说，作家老舍（１８９９～１９６６），《骆驼祥子》、《茶馆》的作者，本名舒庆春，满族，姓舒。可是“舒”这个姓是由许多满族老姓氏简化、汉化而来的，这些老姓氏包括：舒佳氏、舒穆禄氏、舒舒觉罗氏、舒尔都氏、舒墨哩氏、书玛哩氏、舒穆哩氏等〔４〕。如果老舍先生的后人想要改回祖上的满族老姓，该如何回归呢？你能设想老舍之子舒乙先生忽然改名“舒穆禄乙”或“舒舒觉罗乙”吗？ 

    如今，香港、台湾地区流行已婚女子姓名之前加上丈夫的姓。例如，宋美龄一百零六岁辞世后，港台媒体介绍其生平事迹，一口一个“蒋宋美龄”。那除了是陈腐的观念和习俗（夫权）使然外，可能还有一点作用，便是冠以夫姓易于辨识，可以告诉人们，那是嫁到蒋家的“宋美龄”，而不是嫁到别处的“宋美龄”。不过，这在讲究男女平等的现代人听来，总不免别扭和滑稽，妇女解放运动搞了这么多年，怎么越搞越转回去了？不是男女平权吗？不是还有女权主义吗？蒋宋联姻后，蒋介石为什么不改称“宋蒋介石”，偏要宋美龄改称“蒋宋美龄”呢？还有，幸好宋美龄恪守妇德从一而终，不曾改嫁，如果其婚姻多折腾几回，今天做王妃，明天进侯门，后天又落草为寇，做了押寨夫人，那岂不是要“王”宋美龄、“侯”宋美龄、“寇”宋美龄地改来改去？ 

    总而言之，想要解决同名同姓问题，在姓氏上面并没有多少主意好打。把心思花在如何改姓上，用一句过去的套话，是没有抓住主要矛盾。何况，“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已是一门科学，据说“中国人姓氏的世代相传的形式类似于Ｙ染色体的遗传”〔５〕，将中国人的姓氏重新洗牌是不可思议的。既然如此，就只剩下另外一条路，只能到名字上去想办法。 

    选用冷僻字作人名，这是许多人都能想到的一个办法。《康熙字典》共收四万七千零三十五字，《汉语大字典》（２０００年版）共收五万六千余字，均十倍于常用汉字。可见，如果可以充分运用冷僻字取名，重名率也可以减少到原先的十分之一。可是，这四五万汉字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人认识的“死字”，是不可使用的。何况冷僻字大量用于人名，会给人际交往和电脑处理带来数不清的麻烦。譬如说，你姓王名，这个“”字，谁都不认识，你到任何地方办事、报名、订机票，都得教人识这个字，都得教电脑写这个字，你烦不烦？尽管常用汉字有四五千个，除了“屎”、“尿”、“屁”、“*”、“淫”、“嫖”、“偷”、“抢”、“杀”、“*”、“*”、“盗”、“贼”、“蛆”、“蝇”、“死”、“臭”……这些不洁不雅不吉利的字眼之外，可以用作人名的汉字尚有三千多个。但据统计，当代人名用字最常见的却只有四百来个，如“英”、“明”、“志”、“勇”、“芳”、“华”、“秀”、“丽”、“梅”、“兰”、“金”、“玉”、“春”、“秋”、“珍”、“淑”……用这四百来个义雅音美的汉字给自己命名的占了全国人口的近百分之九十。另一资料说，一千五百零五个常用字就覆盖了所统计姓名的百分之九十九。所以，用冷僻字作人名的思路似是而非。正如写诗不宜用生词僻典一样，取名也只能在常用汉字里，应平中见奇、巧妙组合、出奇制胜〔６〕。据悉，教育部、国家语委正着手制定《人名用字表》，对冷僻字及生造怪字叫停，这无疑是必要之举。不过，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表示坚决反对把人名用字限制在三千五百个常用字范围内，力主突破一万两千字。但愿这只是一家之言，不要影响到人名规范的最后决策。 

    今天，禁取单名（一个字的名）、倡用双名（两个字的名），其必要性显而易见。如果人名用字为三千个，像“李”、“王”、“张”这样分别占到全国人口百分之七以上，即各自拥有上亿人口的超级大姓，如果人人取单名，则三千个单名就要供一亿人使用，平均分配下来，每一个单名都要被三万三千人共用（３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如果人人取双名，则可有九百万个双名（３０００×３０００）供一亿人使用，平均分配下来，每一个双名只被十一人共用（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０］）。二者的重名率相差三千倍！ 

    古人曾以单名为时尚。《春秋公羊传》云，“讥二名，二名非礼也”。王莽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所以，三国人物多单名，也多重名。有人统计，《三国演义》一书中出现的同名同姓的人物就有十八对（组）之多，如“曹节”一为曹操的曾祖父，二为宦官，十常侍之一。“李丰”，一为魏国大臣，密谋诛司马师，事败被杀，二为蜀国大臣，李严之子，三为袁术部将，后被曹军所杀。大概也是嫌二名（双名）非礼、拗口，《水经注》的作者，北魏的郦道元，就一再被人简化为郦元。直到苏轼《石钟山记》，还在“叹郦元之简，笑李渤之陋”，可见单名之尚源远流长。好在西晋以后，双名渐起。但唐宋两代人名，仍以单名居多。直到明代中期以后，双名才逐渐多于单名，成为主流。但字辈谱〔７〕的盛行，即姓名中嵌入特定的字作为辈分的标志，又使同姓同辈人的双名无异于单名。而且，单名至今仍有魅力（魅惑之力）。笔者自己，父母赐双名，用到成年，自拟笔名，竟鬼使神差，弃双从单。如今“毛翰”上网，启动搜索程序，虽小姓寡民，还是不时遭遇重名者，如南宋汉阳太守毛翰，与诗人杨诚斋连襟，在下每见此公名讳，心里总有些怪怪的，不知前世是否与之有瓜葛？ 

    然而，拒单名，倡双名，双名的重名率比单名的低三千倍，我们却并不能因此进一步倡导三字名（加上单姓，即四个字的姓名），尽管三字名的重名率比双名的又要低三千倍。为什么不能倡导三字名？因为决不会有超过“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的人群响应。为什么人们不响应？一言以蔽之：文化使然。 

    中国人认同单名和双名，抵制更长的名字，这决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什么固执保守。单名两个字，双名三个字，音节简短，明快，响亮，圆润，利落，叫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积淀在其中的民族审美心理或语言美感，不易作科学分析，却不难以直觉悟之。 

    君不见，中国的地名，除了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译名之外，也多两字名、三字名，如“黄河”、“长江”、“松花江”、“泰山”、“黄山”、“昆仑山”、“巢湖”、“太湖”、“洞庭湖”、“枣庄”、“周庄”、“石家庄”、“珠海”、“南海”、“什刹海”、“金门”、“厦门”、“朝天门”、“兰屿”、“绿岛”、“钓鱼岛”…… 

    中国神仙的取名，也与凡间人物一般无异，如“伏羲”、“后羿”、“赵公明”、“彭祖”、“钟馗”、“吕洞宾”、“吴刚”、“王乔”、“丁令威”。至于“太上老君”、“托塔天王”、“赤脚大仙”、“齐天大圣”，那都不是姓名，而是别称、雅号，相当于人间的“五柳先生”、“青莲居士”、“少陵野老”。 

    还有，中国人还总爱把一些冗长的名词加以简缩，如“人大”、“政协”、“海基会”、“青啤”、“二汽”、“亚运村”、“修宪”、“反腐”、“体改委”等等，甚至宁可简化到可能造成歧义或莫明其妙的程度。如“血防站”，乍一见其招牌，谁能猜出那是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站呢？笔者初到“文联”大院，见“作协”、“音协”、“美协”、“舞协”……之外，还有“杂协”，以为那是作家、音乐家、美术家、舞蹈家等以外的杂七杂八无类可归者的聚会之所，后经人一番嗤笑才明白，那居然是杂技家协会。 

    中国的格律诗，从《诗经》的四言体，发展到五言体、七言体，诗句就不再延长了，定型了，凝固了。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人籁乎，天籁乎，学语孩童诵之，即母乳般亲切可口。偶有延长诗句的实验，如元代天目山僧人明本的九言体《梅花诗》：“昨夜东风吹折中林梢，渡口小艇滚入沙滩坳。野树古梅独卧寒屋角，疏影横斜暗上书窗敲……”虽文字浅显，仍不免聱牙，绝少有作者仿制、读者传诵。这大概就像中国人的姓名，从最初的一个字，发展到两个字三个字，是不肯进一步发展到四个字的。想来，四言诗即相当于上古的无姓单名，如“尧”、“舜”、“禹”，五言诗即相当于西周以后的单姓单名，如“姬发”、“嬴政”，七言诗则相当于两晋以后逐渐兴起的单姓双名，如“刘义隆”、“萧道成”、“陈霸先”。 

    汉人复姓改单姓的也屡见不鲜，如“高车”、“高堂”、“高阳”、“高陵”等均改为“高”，“卢蒲”改为“卢”，“司马”则改为“司”或“马”或“冯”。 

    可见，对一个崇尚简洁、惯于简化的民族，试图倒行逆施，倡导“去简就繁”的多字名，是多么的不现实！而像“田中慧子”、“王容海川”、“江三木罗”、“奥古辜耶”〔８〕之类，只能是出于个别人的一时偏好或怪癖，视为“搞笑”、“搞怪”，成为人们逗趣、解闷的谈资，绝不可能有多少人响应。还因为它带着化外番邦的印记，自然也受到中华文明的蔑视、反感和抵制。 

    那么，中国人同姓同名太多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吗？ 

    办法当然还是有的！而且有一个现成的办法，那就是回归传统，恢复祖制，姓名之外，另取字、号，将“姓”、“名”、“字”三者并用，或者将“姓”、“名”、“字”、“号”四者并用。 

    “姓”、“名”之外，另取“字”，这是中国人固有的文化传统。“字”，也叫“表字”。在周代，男子满二十岁要举行加冠仪式，加冠后须根据本名涵义，另立别名，即所谓“字”。女子则在十五岁订婚许嫁之时，将头发盘起，加上簪子，并且取字。这是《礼记·曲礼》规定的：“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嫁则十五而笄。”“字”因此也引申为女子订婚许嫁。未许嫁，即所谓待字闺中。汉代以后，男子称字已非常普遍，如曹操字孟德，刘备字玄德，诸葛亮字孔明；女子称字也很常见，如蔡琰字文姬，苏蕙字若兰，薛涛字洪度。 

    直到民国，成名人物还大多有表字，如蔡元培字鹤卿，冯玉祥字焕章，李大钊字守常，汪精卫字兆铭。近年有几部关于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治风云的电影大片，凡重要人物出场，便打出字幕，如“朱德，字玉阶，时任……”“张治中，字文白，时任……”“李宗仁，字德邻，时任……”剧中人物对白亦多以表字相称，便平添一种历史正剧的庄重感。但不知何故，这一沿袭了两千多年，异族统治不曾禁绝、帝制终结不曾终结、试图“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曾破坏的文化传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竟会在中国大陆戛然而止，仿佛一夜间就被国人抛弃了、遗忘了。余生也不算太晚，在填写过的无数表格里，“姓名”栏后，有过“曾用名”、“别名”、“笔名”甚至“网名”，却从未见过“表字”一栏。今天，如果你问及一个大学生的台甫（表字），他没准会瞪大眼睛看你，像看一件出土文物。 

    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重名重姓的问题，一个行之有效的，相信是惟一能被广泛接受的方案，正是恢复表字，使之与姓、名并用。 

    姓、名、字三者并用，其降低同名率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中国人名大辞典》里有三位李纲，一查其字，则唐代李纲字文纪，宋代李纲字伯纪，明代李纲字廷张，区分得清清楚楚；《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有三位“王翰”，盛唐王翰字子羽，明初王翰字时举，明初另一王翰字用文，一名各表，完全不必有混淆之虞。有趣的是，不仅人间社会，花鸟世界里竟也有同姓同名不同字的呢！鸟中杜鹃，字子规、布谷，而花中杜鹃，别署映山红。 

    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一个如“白居易·乐天”、“王安石·介甫”这样的名字，重名现象便会急剧减少。按照数学上的排列原理，以人名用字为三千字计算，如果采用双名加双字的“四字名”，中国人的人名总数可以达到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０，即八十一万亿个，这已经足够现在的十几亿中国人和海外华人选用的了。也就是说，由于每个人名多用了两个字的“表字”，同名率可减少到现在的九百万分之一！即使是像“李”、“王”、“张”这样的拥有上亿人口的超级大姓，人们取“名、字”时，也都会有多达八十万种的四字搭配供其选择！ 

    感谢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个现成的、而且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方案！ 

    采用这一方案，我们将拥有极为丰富的“名”、“字”资源。其丰富的程度，远远高于一个城市与其实际需要之比的电话号码资源。例如北京市的电话号码为八位数，其常住人口已达一千余万，其电话装机门数应在几百万，即七位数，二者只相差一个数量级。而双名加双字的“名”、“字”资源在十四位数，最大姓氏的人口也在一亿上下，八九位数，二者相差五六个数量级。（电话号码与姓名还有许多可比之处：例如，区号相当于姓氏。北京区号“０１０”，相当于“王”姓，最是显贵；上海区号“０２１”，相当于“李”姓，最具人气。） 

    如果中国实行“无同名”政策，像日本等国家已经实行的那样〔９〕，那么，每一个中国人及海外华人都可以拥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在全中国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名字”，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电话号码、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号码、独一无二的银行账号、独一无二的Ｅ－ｍａｉｌ地址一样。在今天这个检索极为方便省力的电脑互联时代，这已经完全具备了可操作性。 

    如果这一古为今用的方案能被国人接受，我想还需要强调一下的是，古人取字的初衷，是出于礼仪的需要，因为“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礼记 · 檀弓》）；今人在姓名之余另取表字，则主要是为了避免同姓同名的麻烦〔１０〕。因此今人取字的规则也应该不同于古人：古人有单名单字，如陈胜，字涉，吴广，字叔；今人则应该一律取双名、双字。古人取字，须等到男二十、女十五的成人礼；今人则应该在出生之初，取名的同时即取字。古人多是上流社会才取字〔１１〕，男子取字也多于女子；今人则不论社会地位和性别，一律取字。古人之字，须依据名的涵义而取，讲究名、字配合，字之义为名之义的诠释、强调、延展或补充；今人则不妨淡化二者的意趣关联，以降低名同字也同的概率。在实际运用中，只在户籍卡、学籍卡、身份证、署名、机票、信封等正式书面场合，才使用姓、名、字三者并用的“全称”。而在亲友、同事、同学的日常交往中，则可以一如既往，只用姓（甚至免姓）、名的“简称”，这样就不会让人感到别扭、做作和“过度阐释”。遇到同名者，即可以各称其字（如三位王翰相遇，可以王子羽、王时举、王用文相称）。 

    最后，“姓”、“名”、“字”三者之外，还有“号”。号也是一种别称、别名，也叫别字、别号。有自取的所谓自号，也有他人相赠的所谓尊号、雅号等。号的起源也很早，《周礼·春官·大祝》曰：“号为尊其名更美称焉。”但一直到六朝还不大流行，有号者寥寥，如东晋道士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陶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号到唐宋盛行起来，如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明清以后更盛，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以号行。近人李叔同，名文涛，字息霜，号叔同，亦以号行世。汉人如此，满人也如此。老舍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就有这样的记载：“大舅的号叫云亭。在那年月，旗人越希望永远做旗人，子孙万代，可也越爱摹仿汉人。最初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名字而外，还要起个字雅音美的号。慢慢地，连参领佐领们也有名有号，十分风雅。” 

    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将“姓”、“名”、“字”、“号”四项并用，给自己取一个如“白居易·乐天·香山”或“蔡元培·鹤卿·孑民”这样的双名加双字加双号的“六字名”的话，仍以人名常用字为三千字计算，不计姓氏这个系数，中国人的人名总数可以达到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０，即七万亿亿以上。这样，每一个人取名时，更会有七万亿种的选择，即每一个人的名字可以不仅在当代具有独一性、专有性，而且可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千秋万代，直到世界末日，都保证不遇见一个重名者！ 

    不过，如果纯粹为了解决当代（以及后世许多代）中国人的重名问题，实行无同名政策，“姓”、“名”、“字”三项已经足够之多。为简洁高效起见，“号”可以不予考虑。就像电话号码，既然八位已经足够，就不必升至十二位了，尽管十二位的“吉利号”肯定要多得多。或者说，在户籍卡、身份证等正式场合，“姓”、“名”、“字”三项已经构成“全名”，“号”则仅仅涉及“风雅”，可填可不填。 

注释： 

    〔１〕袁义达、杜若甫编：《中华姓氏大辞典》，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版。 

    〔２〕钱亮星：《姓名的民族融合与冲突》。 

    〔３〕《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魏主下诏，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 

    〔４〕《满族汉字姓寻根大全》。

    〔５〕参见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２月第一版。 

    〔６〕取名与作诗有很多相似之处：给孩子取名时，所有的父母长辈都像是诗人，那是一首极为简短的诗，祝福、期盼、勉励、感怀……都寄寓在那两三个音节和字符中。由于篇幅太小，格律太严，难以发挥，往往只能是让无尽的意趣见于言外。其风格倒是可以庄重，也可以诙谐；可以含蓄，也可以直白；可以质朴，也可以纤秾；可以具象，也可以抽象；可以俗得雅气，却不可雅得俗气。而既然是诗，就得讲究独创性，就不能抄袭，与人雷同总是一件尴尬的事。 

    〔７〕例如１７４４年乾隆为孔孟后裔定下的字辈谱：“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垂维佑，钦绍念显扬。” 

    〔８〕《北京晚报》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６日报道：家住北京石景山区的退休教师王先生要把名字改成“奥古辜耶”，被派出所拒绝，他以行政违法为由将石景山公安分局告上了法庭。１２月３日，在改名要求获得公安机关批准后，王先生到法院撤诉。 

    〔９〕参见周有光《二十一世纪的华语和华文》，《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通讯》２００１年９月第２７期。 

    〔１０〕今人取字当然也有礼仪的需要，笔者就有此体会。有时给师长写信，由于只知姓名，不知表字，便不知如何称呼是好：称其姓，写“某先生”，不免有疏远之感，称其名，写“某某先生”，又不免有轻慢之嫌。 

    〔１１〕元代甚至不许平民取名，平民只得以排行、父母年龄合计、出生日期、体重等数目字为名。所以朱元璋会叫重八，被他追封帝号的几代先祖，会依次叫百六、四九、初一、五四。